我的抱负很简单，就是国家昌盛、人民安宁，同时能成为一名优秀医生。我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探究事物背后的原因。
从小，我对花朵的多彩就充满好奇，不明白它们为何如此绚丽。这种疑问驱使我通过阅读、提问和思考来寻求答案，我坚信凡事都应该追问“为什么”。
我出生于1924年，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在他离世时，我的父亲年仅10岁。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后来也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。我成长于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，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，先后就读于萨坡赛小学、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，并毕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，后在广慈医院（现瑞金医院）工作。
我家奉行中国传统教育理念。我和我的四个兄弟的名字合成了“仁义礼智信”，我排行老二，名为振义。祖父曾将大量财富捐赠给“万国董事会”，用于支持中国红十字会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武昌起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。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，认为过度奢华是浪费，并常常提醒我们体谅那些生活困苦的人。
父亲毕生心愿是培养好我们八个子女，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并为国效力。我的兄弟们大多从事理工领域，例如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为上海地铁的设计建设做出了贡献。儿时，父亲每周都会在餐桌上检查我们的功课，根据成绩给予表扬或惩罚，我因成绩优异从未受过责罚。
我自幼便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，中学时期除学业外，也涉猎了许多课外读物。
我的生活轨迹，无论是家庭、学校还是医院，都集中在卢湾区的那一小片区域。我从小学开始学习法语。日本侵略期间，学校抵制日文教学，我每天通过《申报》了解时事，与父母一同愤慨于日军的暴行。
父亲严肃而沉默的性格，以及他对子女严格的管教和简朴的生活方式，深刻影响了我。中学时期的战乱和日军的残暴使生活异常艰难，一度让我变得悲观。穿越法租界关卡时，需接受严格的检查。震旦大学的法国籍教员，许多是天主教徒，他们放弃优越生活来到贫困的中国办学，令我深感敬佩。我与六位志同道合的中学同学组成学习小组，共同研习英文、分享阅读心得和新知，我们渴望提升自我，帮助他人，秉持大公无私的精神。这六位同学对我意义非凡，甚至我的微信名“Seven John”也源于此，他们虽已离世，却仍以这种方式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。
我与祖母感情深厚，她的伤寒离世让我悲痛欲绝，不解为何名医也束手无策，这促使我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子女从医。我选择震旦大学，部分原因是那里方便我学习法语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未立即确定专业方向，后选择内科，认为自己虽动手能力不强，但思考能力尚可。
医学院课业繁重，但我深受老师喜爱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我班上仅挑选两人重点培养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单独指导我，病理学老师甚至牺牲休息时间，带我到病理科学习阅片。我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。
20岁时，我与同学谢竞雄相恋，我们住在同一条高安路上。我以照顾她安全为由，开始每天接送她上下学，这份感情持续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称她“谢医生”，她则叫我“王医生”。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令人失望。我的三弟振礼因拍摄学生运动场景被捕，我为他奔走营救。振礼是我家兄弟中最聪颖的，他只是热爱摄影。我的大哥振仁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们全家便是通过他初步了解了共产党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。我母亲也成为里弄干部，曾手持喇叭向居民宣传安全注意事项。
革命胜利后，社会焕然一新，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。1957年，一位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华，有人感叹：“天主教的理想，你们中国已经实现了！”上海从混乱中新生，出现了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景象。我刚毕业，便致力于攻克疑难杂症，并积极参与公益，担任医院工会副主席。我曾当选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后又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代表。
我个人和国家一样，也曾经历困境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我最终认清了自己。我曾一度以为自己将无法重拾医生职业，生命失去意义。然而，我只会做医生，只想救治病人，即使作为赤脚医生在农村行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我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。
第一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，为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士们在太湖练兵时感染了血吸虫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前往诊治，疗效显著，并因此荣立三等功。
第二，抗美援朝期间，我在中朝边境为志愿军治疗疾病。我遇到一种“怪病”，多名战士咳血头痛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脑膜炎，治疗无效。我仔细询问病史，得知许多战士常在河汊捕捞小鱼小虾，未煮熟即食用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的记载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，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，由食用未煮熟的小龙虾引起。对症下药后，病情得到控制，我因此荣立二等功。
第三，我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此病凶险，致死率极高，曾是血液科医生的一大难题。我长期研究此病，查阅大量文献，尝试各种治疗方法，最终发现全反式维甲酸的疗效。我妻子谢医生在儿童医院工作时，曾将一名危重小患者介绍给我。在征得家长同意后，我使用该药物，成功挽救了孩子。该药价格低廉，服用方便，能将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，使95%的病人症状缓解。在此基础上，联合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“上海方案”，成为国际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获得凯特林奖，被誉为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我的论文是全球百年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。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团队的集体智慧。我未申请专利，旨在让全球患者都能负担得起并尽早获得治疗。
第四，我开展了“开卷考试”，为年轻医生提供支持。80岁后，我不再亲自坐诊，但每周血液科会选取一个疑难病例，由年轻医生出题，我通过查阅文献进行分析，并于每周四与科室人员共同讨论。我花费两天时间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精华，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。这一“考试”持续了二十余年，我为年轻医生泛读文献，精选资料，协助他们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，扮演着“拐杖”的角色。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出版三册。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方面益处：解决病人问题、教会年轻医生文献分析方法，以及保持自身大脑活跃。我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。
我非常感谢改革开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遇，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促成了后来的重要成果。
我培养了许多优秀弟子，其中有三位成为院士，但这并非我一人之功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培养的结果。陈竺、陈赛娟和陈国强等人都具备卓越的才能，时代也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平台。
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，在达到顶峰后会逐渐下滑。因此，在事业巅峰时期，适时退位，将机会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，才能使事业整体持续向上发展。我将血研所所长一职迅速交棒给陈竺，正是因为他能做得比我更好。
我在上海生活了百年，但没有自己的住房，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瑞金医院为我租借的。
今年我已102岁，国家依然记得我这位普通医生，并于2024年授予我“共和国勋章”。我最思念的人是我的妻子谢医生，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前已于2010年离世，未能见证我的荣誉，但她陪伴我吃了很多苦。
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但我并非神，况且“上海方案”是集体的功劳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的一种，许多其他类型仍是顽疾，这让我深感忧虑，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去攻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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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伦佐·彼得森
2019 年 8 月 15 日下午 1:25